张宇星：剩余空间是城市空间增值的机遇 | 剩余的价值 | 城市中国080期

城市规划在一定时期内界定了土地性质与空间用途，而当城市功能发生自然转换或规划管控出现暂时空白（如土地租约到期、规划调整、权力管控松动等），就会出现剩余空间。可以说，这些空间产生于特殊的时空背景下，也为城市设计创造了机遇。建筑师、规划师、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创造剩余空间的价值方式来实现空间转型、提升土地价值。共享经济是促进剩余空间发挥更大价值的机制，通过重塑社会空间，使城市实现更大的综合价值。

张宇星

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、教授级高级建筑师、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、深圳规划学会常务理事、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。

弹性剩余空间

在城市转型、更新过程中，许多空间处于闲置、废弃状态，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。根源在于城市是有机的生命体，处于不断发展中，而多数建筑物的土地用途在一定时期内是受到限制的，但随着使用方式的转变，使用状态也会发生改变。比如旧城区整体衰落，使用用途就会发生被动改变，这是使用状态自然转换的过程；另一种情况是规划主动调整，比如原规划为工业用地，但随着城市发展，区位条件发生了改变，如果保留原有工业用途则无法获得更高收益的土地价值，这时政府会主动调整规划。在上述使用自然转换和政府主动调整过程中，会存在一个空档期，即原有土地的空间使用没有完全转化为新用途的中间状态。于是产生了剩余空间，剩余空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“反向规划和设计”的自然结果。

高架桥下是比较典型的剩余空间（图片来源/dezignpalette.com）

剩余空间在城市生命周期中，可以作为缓冲空间包容更多的生长可能性，它赋予了城市最大化的异变弹性。如果城市的每一寸空间地点、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处于高度管控中，这种明显的确定性，有可能会使城市失去社会与经济活力。弹性空间恰恰不是规划出来的，而是源于空间的自然演化，或是规划的灵活包容。现代城市的空间管制体系，尤其是城市规划控制体系，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一种典型产物，也是空间权力的典型表征。代性保障城市的运转效率和资本极权，但也包含了强烈的负效应，它充斥着体系化对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全方位的无孔不入的超级控制。剩余空间，则象征着临时性和自由的游离，从严密管控体系里抽离出来，也许，它是对资本主义正规体系的无声反抗。这些非正规空间提供了呼吸的空间，具有超现实社会意义。 

自发剩余空间

规划师、建筑师也逐渐意识到放松管控的空间所具有的内在价值，这些自发生长的剩余空间价值体现在：功能的自发性、空间的自发性、组织的自发性、社会行为的自发性等。空间使用状态的正规转化，从一种功能“规划”为另一种功能，经常意味着巨大的行政和经济成本。而剩余空间的非正规性演化，则与城市空间的动态生长相关。当然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这种非正规性常常是政府“主动”放松管制的结果。这种“主动的不管”恰恰是一种巧妙的控制策略。因为一个空间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资本（生产工具），从空间生产角度来看，同一块土地若以给定的规划功能进行生产，可能无法产生最大价值，而如果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，在特定时期放松管制甚至不管，或许会产生更大的价值。这种以“不管”为目标的规划管制，也许是一种非常创新的管制方式。

在城市空间的自然演化过程中，如果政府认为土地的使用状态（功能）还没有成熟，空间中的经济活动或许还不符合市场发展的最佳需求，于是可以认定其为“暂时的剩余空间”，容许其在一段时间内自发生长，直到其形成市场进化平衡的最佳使用状态，最后，再利用规划管制手段（比如控规和法定图则）将其固化下来。上述过程，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与“共谋”过程。

比如深圳华强北就是很好的案例，它在近十几年时间内从一个传统加工制造业工业园区，转化为混合功能的城市创新空间，包含了通信硬件生产和研发、通信产品批发流通、购物休闲及零售商业、生活方式空间等在内的高度杂糅和共生的生产-生活链，也成为了集创新生产、创新消费、创新生活于一体的复合街区，以及全球知名的创客基地。在华强北的空间演替过程中，政府采用了非常宽松、灵活、精明的规划管控方式，即对产业链与消费链的生长过程不进行主动介入和强制管理，而是观察和保护。这种灵活的不管型管治方式，使华强北展开了充分的自我进化过程。或许，最精明的管控正是不管和放松管治，它是政府与市场的共同管治。

华强北历经十几年的空间功能演替，在政府“不管制”的管制下逐步自我进化。（图片来源／东方IC）

另一个例子是深圳华侨城oct-loft创意园，从制造业园区转型为创意产业园区和消费空间，在这个转化过程中，政府赋予了其自由的发展空间。尽管土地在土地规划上还是维持原有的工业用途，但实际的业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。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业态，包含了生产、商业、文化、办公和消费等多重混合功能。城市规划在土地功能管制上，虽然没有设定“创意产业”这一全新土地用途来进行界定，但也没有按原有的“工业用途”对其进行僵化控制（比如限制使用或收取土地增值费用等）。所采用的策略是，将其认同为一种“暂时被遗忘的剩余空间”，容许其自由生长、演化，几乎可以包容所有的创新型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业态，这种演化过程，规划并没有对它设定期限，而是“默认合法”，直到稳定下来为止。 

共享剩余空间

现代主义用功能来划分城市空间，将城市分为居住、工作、游憩、交通等活动空间，这种犹如机器一般极权化的空间生产逻辑和资本操控方式，一方面具有极高的运营效率，但另一方面也催生出巨大的资源浪费（空间的闲置和剩余常常由此而生），同时也造成了空间对人的反向控制作用，使得人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。这种“极权化的生产性”割裂了空间的社会结构，弱化了社区的凝聚作用，人们的创造性也被极大地限制了。

共享经济和共享社会的来临，有可能改变这种现状。共享的核心思维，是以使用者的角度来“实时界定”空间的使用价值和功能，即用再生产方式重新定义空间生产。某种意义上，在共享的社会经济体系中，所有的空间都是剩余的（现代性的整体荒芜）。因为一切空间，不管它是公共空间、商业空间、办公空间，还是工业空间等，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周期内，都是剩余的，都面临空间闲置或功能的临时不适应，因而，都能被用之于共享。比如写字楼里的办公空间既可以在白日办公，又可以在夜晚作为其他功能（或其他人的分享使用），实际上是通过空间的“使用再生产”将空间价值最大化了。当然，共享的第一步是发现闲置资源并分享之，第二步则是创造与共享有关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网络。通过共享，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建立新的社会群落，这种新型共享社区，既是对整个剩余空间的资源再利用，更是对整个社会体系的价值重构。面对共享，我们的城市将不再“剩余”，而将成为真正充实的乐园。

更多内容详见《城市中国》080期“剩余的价值：动态发展下的剩余空间重塑” 

文/张宇星编辑/陈晨+佟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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